受疫情沖擊最大的是科技。疫情推進了全球的科技創新，科技也變成了未來推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10年以后，中國人均每月流量將達到100GB，中國的物聯網可以達到100億的規模。

　　全球的數字化公司平均的市盈率也就30多倍，而我們平均的市盈率現在60多倍或者90多倍。拿10%、20%的錢投到一級當中的創新投資，可以做替上市公司流動性強的股權做風險管理的短期投資。

　　中國現已形成綠色金融五大支柱：一是各主要金融領域都有綠色標準；二是已有一套初步的激勵機制；三是有了對環境信息的披露要求；四是已經形成比較完整的產品體系；五是地方創新的開展。

　　高質量發展的金融支撐加快夯實，城市副中心堅持高標準引進金融項目，上半年共引進金融及關聯企業30余家，注冊資本近百億元，金融業增加值同比逆勢增長30.3%，增速超全市24.6個百分點。

　　國家金融供給側改革和擴大開放深入推進，運河商務區已經集聚了230余家銀行、保險、證券、基金、保理等金融企業，副中心金融生態圈正在大運河畔悄然形成。

　　為支持北京副中心的金融發展，將會同有關部門為落地副中心的企業做好服務工作，其中包括成立為金融機構服務的公司，解決“房子、車子、票子、帽子、妻子、車子、兒子”的相關問題。

　　面對當前復雜的國內國際形勢，國內大循環是抵抗沖擊的必然選擇，但這并不意味著對外開放的后退，反而是要更加堅定不移地推動更高水平的開放，以開放在國際上爭取一些主動權。

　　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發展，為提升和優化財富管理提供必要條件，成為驅動財富管理行業轉型的重要力量。建立有效的金融科技體制，提升智能化、數字化水平成為不可逆轉趨勢。

　　當前經濟尚未全面恢復，疫情仍有較大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金融風險存在時滯。金融科技與創新快速發展，使金融風險的生成和傳導機制更加多元化，市場出現極端情形的可能性不斷增加。

　　在資管新規與“后疫情”時代，中國財富管理行業正迎來差異化、平臺化和智能化的新時代，跨界融合正在重塑財富管理行業格局。

　　回想中國的發展過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改革開放初期打破平均主義對經濟社會的桎梏，又面對老齡化的壓力，且對如何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社會保障制度沒有任何經驗。需要結合現實情況。

　　應對人口老齡化這場戰略持久戰，國家和居民的財富儲備就是這場戰爭的槍支和彈藥，不斷充實國家和居民的財富儲備才能為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不斷的源頭活水。

　　在管理模式創新上，呼吁第一支柱和第三支柱能夠借鑒第二支柱年金管理模式的成功經驗，發揮市場核心作用，通過市場化機制來選擇和考核管理人，實現在安全基礎上養老金長期的保值增值。

　　長期收益率戰勝CPI并不意味著財富的保值增值。對于長達二三十年的養老基金來說，嚴格意義上的保值增值應該是收益率不低于同期的收入增長率。熊軍給出的目標值是年化收益率為7%。

　　在學習借鑒其他國家經驗的基礎上，充分適應中國養老金融自身的獨特性，充分認知文化和國情，大力發展專業化的養老資產管理機構和養老資產管理產品，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機制安排。

　　之所以要采用慈善信托的架構，是因為它的每筆業務都要設立一個獨立的賬戶，就好比我們的企業年金，你交的多將來就領的多，這是慈善信托最大的優勢。

　　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依然有一定潛力，。截至去年年底，城鄉居民我們結余已經8000多億，上繳委托投資的已經2000多億，占比已經超過城鎮職工的占比。